中央特科，周恩来领导的在敌人内部的战斗武器

1927年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大肆屠杀共产党员，第一次国共合作走到终点。周恩来也一度被扣押，这使他认识到，斗争方式必须更加隐蔽。

同年5月，周恩来任中央军事部长，他倡议并主持成立了特务工作处，隶属于中央军事部，分设特务、情报、保卫等4股，以情报工作为主。

中央特科机关旧址，位于上海市武定路930弄14号。

1927年11月，中共中央改组特务工作处，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，继续由周恩来领导。中央特科设立总务、情报、行动和交通4个科，任务包括：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安全，收集掌握情报，镇压叛徒，营救被捕同志，建立秘密电台。

行动科又称红队，一项主要任务就是除掉叛徒。比如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曾任中央军委秘书，掌握很多内情，必须除掉，带队完成清除任务的就是科长顾顺章。康生当年也是这个科的，还当过科长。

有一次，红队队员执行任务失手，后来康生出马，两支勃朗宁手枪一别，马褂一穿，礼帽一戴，拄个拐棍儿，很快就除掉了叛徒，相当有功夫。交通科科长李强本是学土木工程的，硬是在周恩来的要求下，组装出我党第一部电台。

“打进去，拉出来”

“特科获取情报的主要方式有两种：‘打进去’和‘拉出来’。前者即选派干练人员打进敌方重要部门；后者即设法将敌方重要部门人员争取过来，为我提供秘密情报。”

当时，陈立夫的党务调查科为扩充特务人员，开办无线电培训班，周恩来便派遣李克农、钱壮飞、胡底三人投考，并陆续在“中统”内部取得要职，后被称为“龙潭三杰”。

李克农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，他的儿子都上高中了，还不知道父亲是干什么的。有一次，儿子偶然发现枕头底下有一把手枪，就问李克农是怎么回事，李克农说：“爸爸干的是公家的事，你不要问。”

而胡底被调往天津，顺利掌控了北方机关的情报；钱壮飞则当上了总务调查科科长、“中统”领导徐恩曾的机要秘书。

李克农（1）、 钱壮飞（2）、胡底（3）是著名情报工作人员，被称为“龙潭三杰”。

中共特科“拉出来”的第一个人恰是国民党派驻上海的第一个特务鲍君甫。

他是中央特科成员陈养山的密友，心想若能帮共产党做事，同时搞点共产党的消息去应付国民党，便可两全其美。鲍君甫将自己的想法告诉陈养山，还把随身带着的一份搜捕共产党员的名单交给了他。

周恩来认为，鲍君甫虽在政治上不很可靠，但对中共地下工作非常有用，便批准由陈养山与他单线联系，对他加强教育，为我所用。后来，在清除叛徒白鑫和营救彭湃、任弼时的行动中，就有鲍君甫提供的情报。

上海滩帮会大佬杜月笙的顾问杨度也被“拉出来”。

杨度早年便是慷慨儿郎，接受康有为、梁启超的维新思想，还与袁世凯私交颇深，袁世凯称其“精通宪法，才堪大用”。后来，杨度通过孙中山认识了李大钊，世界观开始改变。

1929年，潘汉年打算介绍杨度加入共产党。周恩来考虑到杨度的知名度很高，在上海的白色恐怖氛围，这样一个与各界都有广泛联系的消息灵通人士，能发挥很大作用，于是批准了54岁的杨度成为中共秘密党员。

“杨度还出庭为被捕的恽代英辩护。恽代英很硬气，一直不承认自己是恽代英，而是坚称自己的化名，国民党也被弄糊涂了。可惜，就在恽代英快要被提前释放时，中央特科行动科科长顾顺章被捕了，生活日渐腐化的他当晚就叛变了，还把恽代英出卖了，恽代英没过几天就被蒋介石的刽子手处决。”

果敢决绝

“顾顺章认识全部特科人员，掌握几乎全部秘密地址，只要他开口，中共中央机关就会被一网打尽！不过，顾顺章说要见到蒋介石才能提供全部情报。捕获顾顺章的武汉行营侦缉处急着邀功请赏，先向党务调查科报告了顾顺章已叛变的消息。”

一夜之间，武汉向南京连发6封紧急电报。“当时正好是周末，徐恩曾跑到上海玩儿去了，武汉来的电报全部落入钱壮飞手中。钱壮飞立刻让女婿刘杞夫到上海向李克农报告。李克农顾不得安置家属，就向上级汇报。”在周恩来身边长大的侄女周秉德说。

“当时情况非常危急，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，采取妥善措施。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，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，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，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。两三天里，我们紧张极了……”当年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曾回忆说。

4月28日，陈立夫、徐恩曾派张冲等人赶到上海中共中央的一个秘密机关，却一无所获。

陈立夫问旁边的特务：“刚才见到什么人？”对方答道：“进入弄堂时与一个气质庄重的女子和一个行色匆匆的老头擦肩而过。”

顾顺章后来得知此信息时说：“那女子是周恩来，那老头是陈赓。”

早在南开中学读书时，16岁的俊朗少年周恩来就在校话剧团中扮演过女角。陈立夫哀叹：“抓住周恩来，只差5分钟。”

中央机关紧急转移时，顾顺章的妻子、岳父母等都在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打杂，周恩来找到他们，告诉他们顾已叛变，要与其划清界线，并准备将他们一并带走。

顾妻不从，试图逃走。

周恩来考虑到上海的秘密机关无法囚禁他们，任其出走又会暴露中央行踪，于是决定带康生、陈养山等人将顾家9名成年人灭口，并将尸体埋在院内花坛下。

对于顾顺章8岁的女儿和12岁的小舅子，周恩来特别强调孩子是无辜的，将女儿送到保育院，把小舅子放回了家。

“当时布置得太周到了，把咱们党的实力保存下来了。不然中央的主要力量就要被蒋介石一网打尽，可能就没有今天了。”周秉德说，“伯伯爱憎分明，为特科制定了严格的原则与纪律，还反复强调：不许乱打叛徒，危害大的才打；不准打公开的特务；不准搞绑票。”

但在周恩来1931年底离开上海到苏区工作后，特科后期工作逐渐偏离原则。从1933年至1934年，连续7次在公开场合惩治国民党特务，3次盲目制裁所谓内奸。由于一再暴露在敌人面前，又不能有效地防御敌人的破坏，两批红队被捕牺牲，组织遭受严重破坏。

“前几次反‘围剿’斗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，情报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而1932年的第四次反‘围剿’打得并不如意，只是‘险胜’。到第五次，情报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，就失败了，开始长征。1935年，中央在长征途中派陈云回到上海，重整情报系统。”

闲棋冷子

1936年的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双方再次合作。第二年，全面抗战开始。然而，蒋介石认为，日本是皮肤之患，共产党是心腹之患。

1943年6月1日晚，蒋介石主持召开官邸会议，决心取消中共武装和根据地政权，并密电“西北王”胡宗南：“借共产国际解散良机，闪击延安，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，行动绝对保密。”

胡宗南完成布置后，于7月2日将进攻边区的时间定为7月9日。然而在7月4日，胡宗南却收到朱德的电报：“道路纷传，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，实行剿共。当此抗日艰虞之际，力谋团结，犹恐不及，若遂发动内战，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，则陷国家民族于危难之境。”

胡宗南的计划暴露，他虽然发觉有人泄密，却怎么也没想到会是他的机要秘书熊向晖。熊向晖是周恩来早年布置在胡宗南身边的一枚“闲棋冷子”。

他在清华大学时秘密加入共产党，父亲是国民政府湖南高等法院庭长。1937年底，周恩来在武汉给进步学生演讲，熊向晖被深深折服。中共北京地委的领导蒋南翔把熊向晖推荐给董必武和周恩来。

周恩来在充分了解熊的情况后，安排其接受胡宗南面试，进而凭其才能成为胡宗南的秘书。董必武嘱咐他“少联系共产党、一定做好隐蔽工作”。

熊向晖被周恩来称为“后三杰”之一。

1942年，蒋经国巡视西北3个月，熊向晖奉命陪同，两人交情渐深。熊向晖的机会更多了。1943年7月3日，正是他将胡宗南的进攻计划传到延安，“闲棋冷子”始见奇效。

而胡宗南和蒋经国对他信任如故，1947年他结婚时，证婚人正是蒋经国。蒋经国还答应支付婚礼所需费用，并让熊向晖把所邀宾客的姓名和住址告诉他的秘书陈元，由陈元代为印发请柬。陈元原是胡宗南部下，恰是熊向晖将其介绍给蒋经国的，自然也乐意帮忙。

“胡宗南还打算让熊向晖赴美留学，熊向晖秘密向周恩来报告。周恩来说：‘去！国民党花钱为我们培养人才，为什么不去？！’”

后来，由于机票不好买，胡宗南又让熊向晖在他身边工作了3个月。其间，胡宗南对熊向晖说：“前天总裁急电召我来南京，说美苏英法四国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，届时将讨论中国问题。总裁当机立断，命令我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。并选在四国外长会议的第一天，即3月10日发起攻击。”说完，胡宗南给了熊向晖一个文件包，里面是进攻延安的方案和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情况。

熊向晖将文件内容默记于心。3月3日晚，他就将情报送到了西安《新秦日报》主编王石坚的家，通过电台将情报发到延安。此时，连胡宗南的军长和师长都对此计划一无所知。

由于有可靠情报，共产党总能在胡宗南眼皮底下行进，胡宗南非但没能“给共军以毁灭性打击”，自己反而损失惨重。

毛泽东称熊向晖“一个人可顶几个师”。周恩来说：“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人员工作卓越，李克农、钱壮飞和胡底属于前三杰；解放战争期间，又有三位突出的情报人员（熊向晖、陈忠经和申健），同样一人能敌万千军，创造了情报工作的奇迹。他们就是后三杰。”

“新中国成立后，伯伯设宴招待国民党起义元老张治中、邵力子等人。当他们看到熊向晖也在场，惊讶地问：‘这不是熊老弟吗？你也起义了？’伯伯笑道：‘他不是起义，是归队。’”周秉德说。

他下的子都能收回来

1941年9月，中央情报部成立。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及长江局副书记、南方局书记，继续部署、领导了党的情报工作。

他具体地、创造性地提出了“三勤”（勤学、勤业、勤交友）与“三化”（职业化、社会化、合法化）政策，核心是职业化。

他要求每个秘密工作人员都要以固定职业作掩护，一切言论、行动、服饰都要同本身的职业地位相称，“党的工作要打入社会，只有打入社会才能巩固党”，三教九流都可参加，但必须同流而不合污，而且必须具备并利用过硬的专业技术。

沈安娜就是一例。

她凭借出色的速记技能，考入浙江省国民政府，后来进入国民党中央，蒋介石的重要会议她都参与记录。

1938年冬，沈安娜看到国民党无望，提出去延安的要求。周恩来对她说：“你已经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，能参加各种重要会议，接触机密文件。为了情报，要甘当无名英雄！”

蒋介石在国民党高层决策会议上，讲到一些绝密问题时，会突然示意：“下面的话不要记。”这时，全场的人员都要停下笔来。沈安娜就把蒋介石的讲话牢牢记在心里。待到会议休息上厕所之际，再偷偷写下来。

1949年4月，沈安娜离开国民党，回到上海。5月，上海解放，沈安娜的情报生涯结束。“放出去的网，伯伯最后都收回来了，真是深谋远虑，收放自如。”周秉德说。

张治中曾感慨：“早知道蒋介石在政治上、军事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，今天才知道，在情报工作上，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。”

国民党撤退台湾后，周恩来仍然领导着两岸之间的情报工作。“我以前一位同事的岳父就曾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与台湾情报人员联络，那边只认这个人的笔迹，信件不写抬头和落款，只写内容。那边的信息过来，咱们也只认那个人的笔迹。”

隐蔽战线从无到有，从弱小到壮大，周恩来是无可争议的奠基者和领导者。

“周恩来去世前会见的最后一个人还是情报工作负责人罗青长，最关心的仍然是台湾。他一生领导统战与情报工作，并将两者发挥到极致，全世界恐怕都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人。”

为什么中共情报人员绝大部分都至死不渝地追随周恩来？因为周恩来从选人的时候就十分注意，选择的对象必须要忠诚，且对自己要求严格。在工作过程中，周恩来对他们又十分关心。

有一次，周恩来与熊向晖秘密接头，熊向晖临走时，周恩来叫住他，让他带了几本杂志出去，万一国民党盘查好有个正当理由。果然，熊向晖被国民党特务跟踪，特务还将其行踪记录下来，但并没有发现什么破绽。

周秉德认为，这与周恩来的早年经历有关。

“伯伯给我们开家庭会议时说，我们是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出身，他祖父做过县官，父亲、伯父都没做出什么大的事来，他被过继给叔父家，与生母、嗣母相依为命，后来还变卖家产维生。

当铺掌柜常挖苦说：‘呦，周家少爷也来当东西啦！’家境的没落让他总想着要自立。‘四一二’反革命政变让他更加认识到政党和人一样，都要自立。

经历了血雨腥风，他更加不容自己有任何闪失，也不容同志有任何闪失，他以一颗赤诚的心面对每一个同志和朋友，才赢得了每个人的至死不渝。”

作者：《环球人物》记者 凌云 田亮等

本文摘自2016年第1期《环球人物》杂志封面文章《豪情恩来，周旋与暗战》。